太行山中的红旗渠
周恩来总理曾自豪地告诉国际友人：“新中国有两大奇迹，一个是南京长江大桥，一个是林县红旗渠。”听闻有人将红旗渠的总设计师、时任林县县委书记杨贵与李冰并列：“古有都江堰，今有红旗渠；古有李冰，今有杨贵。”身为川人的我有几分不忿，以中国之大，哪个地方找不出几条好渠，哪条好渠找不出几个好的组织者？可古往今来，李冰，却只有一个。
四月的一天，我来到河南林州（林县于1994年更名为林州市，为使行文统一并贴近当时的时代背景，下文仍用林县）参观，在太行山的春光中，一道雄渠奇崛兀立，自天而来，陡然撞入眼前，初时的漫不经心早被丢到九霄云外。眼前这渠，它巍然如山，静默如碑，逼视着我，摧毁一切不知所谓的傲慢，挤尽所有莫名其妙的偏见。反复阅读杨贵与红旗渠的资料，我的脑中回荡着一句前人的诗——问渠哪得清如许。
自力更生，艰苦奋斗，一条天渠系太行
如果把缺水的林县比作一具贫血的躯体，那么红旗渠从山西为林县引来了流量丰富的浊漳河水，就是为这具躯体再造了血脉。它形态完备，从主动脉的总干渠、干渠，到毛细血管的各斗渠，枝枝蔓蔓，密密匝匝，几乎覆盖整个林县，让一脉脉水流，绿了荒山，润了旱地，涵养出一派太行春色。
红旗渠奇迹般的崛起，以当时中国的环境与条件，几乎不可能实现，反倒更像是林县人世世代代做的一个白日梦，但是杨贵和55万林县人却办到了。它的修造成功，离不开杨贵的敢想敢干、敢作敢为的担当精神。
杨贵不是只知蛮干的莽夫，他有北方汉子粗壮的外表，却也内心缜密，深谋远虑。
红旗渠工程上马之初，正是共和国历史上最困难的时候。上级对县里明确表示，同意引山西浊漳河水修渠，但是要自己想办法解决资金和粮食问题。
多年后有记者采访杨贵，问道：“在困难时期动这么大的工程，您有把握吗？”杨贵的回答简单而直接，他说：“整个工程我们都是对群众负责，对自己负责的。”
杨贵敢于拍板引水修渠，自有其底气。据资料显示：修渠时，县委手里有300万元经费和3000多万斤储备粮可以动用。1959年至1961年间，全国吃粮普遍困难，在这种背景下，林县怎么会还有余粮呢？原来，这还是得益于杨贵实事求是的作风。1958年秋后，上级命令各县土地都要深翻一米，但是杨贵却顶着天大的压力，让群众只翻十几公分，结果林县秋种都按时完成了，可有的地方甚至还有三成的土地没来得及播种。来年麦收时，有的地方因此歉收断粮，而林县不仅喜获丰收，还拿出了1000万斤粮食支援灾区。杨贵回忆起这段往事时，曾不无感慨地说：“还是实事求是好哇！”
杨贵为修建红旗渠所作的准备远不止储备钱粮这一桩。1962年，红旗渠第一期工程建成不久后，杨贵主动与引水地山西省平顺县协商，签订了《红旗渠工程使用权协议书》，将红旗渠占有的土地、山坡、毁坏的树木，以及浊漳河引水点到红旗渠渠首拦河大坝的河滩，全部作价买断，“确保林县人民群众对红旗渠永远使用的权利”。当时有人不以为然，对此杨贵的解释是“不给后人留麻烦”。今天全国许多地方因为用水屡起纠纷，杨贵的远见卓识，不禁让人心生敬意。
1964年以前，红旗渠工程没有经国家计划委员会立项，国家也拿不出资金支援红旗渠的建设。人们担心，林县的经济实力能包住红旗渠这个特大的“粽子”吗？杨贵的回答是：“条件可以边干边创造。”
他把“自力更生、勤俭建渠”作为红旗渠建设的基本方针。红旗渠建设资金不足，杨贵和县委在1961年成立林县劳力管理组，在有关城市建立驻外办事处，共组织3.1万人分赴全国承揽工程，当年外出务工总收入即达1800万元，这笔资金按一成归个人，九成归集体分配，有效弥补了红旗渠建设资金的不足。红旗渠建设需要水泥、石灰，县里就自办水泥厂，就地取材烧制石灰，让自制的产品源源不断供应红旗渠的建设。
红旗渠是林县百姓用双手一段一段建造起来的。在那个艰难岁月中，一个个普通的林县百姓，推着小推车，赶着牛车、马车，拉着自带口粮和炊具，浩浩荡荡开往太行绝壁之上。面对着坚硬岩层，头上是巨石嶙峋，身下是万丈深涧，他们悬空除险，大力抡锤，如鹰击长空，如蚁啃大象，靠着原始的锹、镐、镢、铁锤、钢钎一点一点劈开太行。他们以人力所能达到的极致与大自然肉搏，涌现出一个个令人感动的英雄劳模，上演了一部气壮山河的现代史诗，让一条蓝色的飘带从此翻飞在太行山上。
到1969年6月红旗渠工程全部建成时，杨贵算了一笔账，工程总投资7154.7万元，其中国家补助1025.98万元，占工程总投资的14.3%，县社队自筹6128.72万元，占总投资的85.7%。据统计，十年修渠，全县55万人先后有30万人参与其中，真可谓自力更生，前赴后继。
认准目标，不畏艰险，人民感念挖渠人
对领导修渠的县委书记杨贵，林县人民爱他敬他，念他想他。在他们心中，他是最亲的亲人，是心中最深的惦记。上世纪90年代初，杨贵两度回到阔别多年的林县，人们奔走相告，老书记回来了！杨贵走到哪里，哪里就被群众围得里三层、外三层。杨贵下榻的宾馆外，人们为了看一眼老书记排起了长队，直到深夜，还有人不断赶来。
如果不了解林县人祖祖辈辈对水的渴盼，就不能理解他们对杨贵如此真挚如此深沉的感情。
水是人类的命根子，而林县就是被上天卡住命根子的地方。这里山高坡陡、土薄石厚、水源奇缺，“光岭秃山头，十年九不收”。杨贵当年在一个村子看到有一个水池，干渴的羊群涌向池边，伸长脖子从池里汲水，池里羊粪、树叶遮盖了半个水面，池水已被染成墨绿色，散发出阵阵恶臭——而这，却是这个村子300多户群众日常饮用水的来源。杨贵还看到有的地方三五万人，却只有几眼水井，每逢干旱，井旁就排起了打水的长龙，长年累月，石头的井口被麻绳勒出了道道深沟……
旱魔肆虐、几十万百姓严重缺水的结果，就是一部写满“粮食歉收”的林县县志。因为缺水，这里发生过多少人间惨剧：因为争一担水而相互争斗、打架致死；一次大旱，三个男人与一头狼争抢从石头缝里滴下的水珠，结果所有人都被狼咬死。
这样的林县，这样生存状态下的林县人，如果有人带领他们改变缺水的命运，他们将永世不忘。明万历二十年（1592），林县知县谢思聪，在洪谷寺附近发现一个山泉，组织群众开凿了一条宽30厘米，高30厘米，长9000米的小渠，当地群众感念他的恩德，不仅将这渠称为“谢公渠”，还建起了一座“谢公祠”。
古人有古人的纪念方式，今人有今人的纪念方式，今人的纪念方式就是不忘杨贵的贡献，传颂杨贵的事迹。
林县人清楚地知道，为了建成红旗渠，杨贵付出了多少智慧辛劳，受到了多少干扰阻碍。
红旗渠开工之初，近四万修渠大军摆在总干渠上全线出击，工程进展缓慢，杨贵及时调整战略，确定分段突击，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。此举挽救了红旗渠。在甘肃，几乎与红旗渠同时开工的一条河渠，当时因全线开工而损耗过大，不久工程下马，只留下几百里坑坑洼洼。
正在一期工程初步告捷之时，上级要求红旗渠等工程必须暂停或下马。耽误工期就是滋生旱情！怎么办？又是杨贵和县委拍板，让大多数民工回家休整，留下300尖兵攻克青年洞咽喉工程难关。杨贵此举颇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，这让反对红旗渠的个别人抓住了把柄，他们将杨贵推到罢职免官的风口浪尖。重压之下，杨贵赶到地委，他犹如一头犟牛，面对各级领导严厉的目光，痛陈林县缺水的历史和建渠的进展，众人被他的慷慨陈词打动，在调查其所说非虚后，赞成红旗渠工程继续推进。
1966年4月20日，耗时六年的红旗渠总干渠和三条干渠全线通水，使林县水浇地面积由最初的1.2万亩增加到30万亩。红旗渠一时风头无二，而杨贵却在策划更加宏大的发展蓝图，准备修建红旗渠支渠配套工程，使林县水浇地面积增加到近60万亩。
1969年6月，红旗渠配套工程全部建成，杨贵“重新安排林县河山”的宏伟愿望终于实现。红旗渠由此成为中国名片，向全世界展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。
渠水清清，映出一颗共产党人质朴高尚的心
如今，在红旗渠青年洞附近的一块汉白玉石碑上，镌刻着杨贵的《赠言十水》，与山峻水秀的红旗渠春色交相辉映。这是杨贵1990年重返红旗渠时，应干部群众恳请为红旗渠通水25周年写下的：
祖祖辈辈缺水盼水，
红旗渠引来漳河水，
水库蓄住了山谷水，
红旗渠灌满库池水，
浇地渠库池齐放水，
一渠水可顶两渠水，
平整土地合理浇水，
大家都来节约用水，
关键保好渠管好水，
林县就不再愁缺水。
中国人都有“立德”“立功”“立言”的三不朽情结，常常思考的是如何为世人留下生前身后名。但杨贵没有，在红旗渠通水25周年这样的时候，他想的不是留下千古之名，他心心念念的，还是这渠、这水。这就是一个治水人的情怀。
林县人都说，红旗渠是一渠水，一渠粮，一渠电，一渠社会主义的蜜……站在碑前我却分明感到，红旗渠，还是一渠担当，一渠务实，一渠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……
问渠哪得清如许？渠水不言却胜过千言万语，它不停涵养着太行东侧这片福地，愿它千年万载永不停息。而杨贵修渠的故事，将与这山、这渠同在，正如李冰之于都江堰，白居易、苏东坡之于西湖白堤、苏堤而长存世间。（简奕）
